文学批评的消费者少得可怜，于是批评家们学会了“转产”，文化批评是文学批评家们旧有的“生产资料”可以直接投入使用，新的“文化”产品又明显具有更大市场竞争力的经济增长点。所以九十年代中国批评界的实情，是文化批评生产过剩，文学批评一再萎缩，几乎不能满足“人民群众”的基本需要。因为文化批评的“生产厂家”过去都是生产文学批评的“老企业”，所以他们从前的用户大都还在向他们“订货”，新的用户却是“英雄不问出处”，于是文化批评者们一下子在“国货精品”和“集贸市场”中都大出风头，文学批评销声匿迹，躲在众人的视线之外，徒有悲叹“下岗”的份儿。
文化批评的产品也有品种单一、相互雷同的毛病，就像VCD的生产厂家已经供大于求一样，文化批评里的生产项目也无非那么几种，包装不外乎“人文精神”、“后现代”、“道德批判”；内容也就是“边缘化”、“文化霸权”、“话语权”的争论与争夺。文学批评变成了无足轻重的小儿科，80年代兴起的批评理论被搁置不问，对作家作品的评论或曰阐释已成为可怜可笑的行为。人们都在说批评的失语和批评的缺席，含义似乎在两方面，一方面是指在铺天盖地般的文化批评中，相当一部分文学批评从业者不能马上参与到其中，面对许多往日同行的高谈阔论只能做个旁观者，批评在总体上呈现出“失语”状态。另一方面则是仍然充任批评家角色的人们，面对90年代的文学创作，一方面是文学刊物里新人纷至，另一方面是中年作家长篇迭出，文集累累，批评好像有点跟不上趟，无法有效做出自己的判断，并对读者的选择产生影响，于是人们就有了“缺席”之叹。
由于“生产资料”并未彻底更换，制作“工艺”尚未革命，文化批评者们还经常借用文学现象为自己的宏论做有效论据，由于“生产规模”的扩大，文学现象已成为要素之一，无论是作家作品还是文学思潮，在文化批评家那里，同街头市景、明星走穴、卡拉0k、时装表演属于同一层次，只是文化描述的背景和佐证之一，而不再拥有自己独立自足的分析可能。许多人就把这样的批评视为是文学批评在90年代的新动向，批评的声誉也因此大打折扣，因为它不能满足作家和读者对文学批评的基本要求。有人在这种风潮之下认为，文学本身就是一个空间狭小的天地，不屑之情溢于言表，而语言艺术无可替代的魅力因素，已经变得过时而不入流。
我并不认为批评家应当守身如玉，只能写作一种文章，金庸先生就既是通俗小说家又是政论家。但我们一定要划清楚自己的职业范围，不可将一切都混为一谈。面对作家作品，最基本的尊重和道德体现，是要把他们首先当作文学艺术来对待。要用艺术的眼光来对待自己的批评对象，如果用大而化之的文化批评掩盖自己在艺术感悟上的迟钝，对批评对象进行无原则的道德、文化褒贬，那也应当有自知之明，自己从事的并非是文学批评。对批评负有责任的人们，应当自觉从理论上来一次澄清，将批评的真伪当做批评的前提工作来认真做一回，如此，文学批评的前景就会大为改观。中国批评不得不经常面对一些最基本的问题，这也是她寻求出路不得不经历的。
